每年运粮（交税）的重要任务便是交给里长和十名甲首负责——很长一段时间中，缴纳田赋都是农民负责把粮食送到指定地方，而非官吏下来收取，官吏只是下来通知、催收。
历史上大明里甲制是在洪武十四年彻底确定，并向全国推广的。待到洪武二十四年，重新编造黄册时，又在里之上设都，五百五十户为一都。
再后来，又在人口稠密的大县设区，但建制比较混乱，有的地方是一都分为数区，有的地方则又是数都归为一区——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征收田赋。
里甲制虽然有各种让人吐槽的地方，却帮助大明在初期较为牢固地掌握了乡里，让皇权能延伸到国家基层。
可惜宣德之后，大明基层制度便迅速败坏，名存实亡了。
基层权利也被乡绅地主们夺了去。
一行人来到地头，句容知县得到朱标示意，便问：“方敦文，这是怎么回事”
方敦文擦了擦额头的细汗，解释道：“禀县台，之前咱们跟葛家屲说好的，他们用旱地按咱们教的法子种植红薯，若亩产低于三百斤，官府就免了这些地的秋赋。”
“可今日下官过来指导种地，他们却又反悔了，说什么都不肯种植红薯。”
句容知县也有心在朱标面前表现一番，因此听了方敦文这番话，倒没有一味责怪，而是亲自上前跟葛家屲的村民沟通。
他来到为首的老者面前，道：“我是句容知县，老丈怎么称呼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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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原来是知县老爷。”老者听了一惊，就要下跪叩拜。
大明律，百姓若非上公堂，路上、野外见了官是不用跪拜的——后来百姓见官就跪，乃至下官跪拜上官，都是受官僚文化影响慢慢形成的弊规陋俗。
此时句容知县自是不敢当着朱标的面对老百姓摆官威，忙将老者扶住，道：“这里并非县衙，老丈不必行如此大礼。”
老者也没坚持去跪，作了个揖后道：“老朽葛家屲村老葛三七，见过知县老爷。”
知县问：“葛老丈，能说说为何说好的事而今又反悔了吗”
葛三七道：“我们村自前宋之前就在此处种田地，没出什么大官，却也侥幸没毁在战乱里。能传承这么久，就因为我们村都是老实人，从不跟官府对着干。”
“所以，之前听这位方老爷说让种什么红薯，能亩产五百斤以上，要亩产低于三百斤，就免了这些旱地的赋税。”
“我们刚听着，觉得是好事，又是官府派下来的任务，自是没深想就应下了。”
“可回头村里人一合计，却觉得不对劲。”
葛家屲是个大村庄，有大几十户，几百人。葛三七能添为村老，自是比普通村夫强些，说话颇有条理。
“哪里不对劲”知县皱眉问。
“这最大的不对劲，自然是那什么红薯能亩产五百斤以上——知县老爷，我今年五十九，十岁不到就开始种田，可从没听说什么东西能亩产五百斤以上的，除非把稻子、麦子的秸秆也算上。”
“这第二嘛，方老爷说亩产不到三百斤就免了赋税——洪武皇爷对老百姓好，我们知道，若说受了灾、欠了收成，朝廷减免赋税，草民们还能理解。”
“可这亩产低于三百斤，就免了赋税的事，却是祖上八辈子都没听过的好事啊。”
“草民们实在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落下来，心里不踏实啊，如何敢把村里旱地都用来种那红薯”
句容知县听了苦笑，没想到村民拒绝种植红薯的原因竟然是朝廷给的政策太好，以至于他们不敢相信。
朱标、刘宽听此也有点哭笑不得。
虽随即朱标就上前去，问：“葛老丈，假如这红薯真能亩产五百斤以上，照顾好些甚至能亩产八百斤，你肯不肯种”
“你可会为了免去这些地的赋税，故意让它们减产，只收不到三百斤的粮食”
葛三七偏头问：“你又是谁说话能比知县老爷管用吗”
朱标笑道，“老丈放心，我说话不仅比知县管用，便是比知府也管用。”
葛三七怀疑地看了朱标两眼，随即才道：“这红薯要真能亩产五百斤以上，我们自不会耍滑头故意让它减产。”
“真能亩产五百斤，交了赋税，收获也比三百斤多哩，这个账老丈是会算的。”
朱标道，“葛老丈，这里往县城方向走十几里，有一片官田，去年里面种的就是红薯。”
“朝廷请了几位老农指挥一些青壮精耕细作，你猜当年秋天收了多少粮食”
十几里不远，葛三七听说过那片官田，附近几个村百姓私下里传闻说种啥的都有，他也分不清真假，心里好奇得很。
便顺着朱标的话，问：“收了多少”
朱标一笑，比了个手势道：“亩产千斤有余！”
“多少！”葛三七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，重新问。
“亩产千斤有余！”朱标笑容依旧，耐心答道。
第一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