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乐冬道：“这太低了，我之前那位律师，收的三万，还是因为判断双方在财产分割上没有明显冲突、只是争抚养权，否则肯定过十万。茉茉，我不能这样消费你们夏氏的情面。”
夏茉换成了语音，明显带着发现新大陆的兴奋：“跟夏氏也是贺鸣的甲方没关系哈。人贺律师说了，是为了感谢景小姐五月天的一场见义勇为，必须还这个人情。”
景春莹向来口风很紧，此刻听贺鸣自己先坦荡地提及那次倒霉经历，才在夏、秋、冬三人的八卦追问下，简单说了自己凑巧帮贺鸣脱困的事。
末了，景春莹开解许乐冬道：“冬姐，贺律师人很好，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愿意尽量帮忙，你就按照贺律师说的数字，付律师费吧。再开庭的时候，我也用一天公司的休假，去旁听席坐着。”
秋爽和夏茉打字：我们在黄山，等你们好消息，加油！
……
上午十点，许乐冬、贺鸣凭传票和律师证，进入法庭原告席坐好。
景春莹则凭身份证换领了旁听证，坐在旁听席。
许乐冬的父母挪过来，和景春莹打招呼，并表示感谢。
靠前坐着的姜喆父母，回过头，四道冷厉傲慢的目光射过来。
而许乐冬的父母，竟还带着几分客气冲他们点头示意。
姜喆的妈妈翻个白眼，姜爸摆出官架子，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你们啊，糊涂，就非要看着孩子们出丑。”
许乐冬和父母，都没有回应，被告席的姜喆却亮开了嗓门，用上海话道：“爸爸，这种戆噱噱的人家，有啥好多啰嗦的啦。”
两边的修养，高下立判。
十点十分，法官和书记员进来了。
法官大人经验丰富，一看原告换了代理律师，心中就有数。
多半是前任律师为了案子好打一些，劝说原告少争一个孩子，从而惹恼了原告，被“炒鱿鱼”了。
足见原告这位中年母亲，争抚养权的意志多么坚定。
离婚案件的独任制审判员，多为女法官。
在许多不讲道理的“丈夫”眼里，她们似乎天然地就会为了支持女方而吹黑哨。
女法官们，于是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投诉到本院的信访办。
故而，本案的女法官，虽然在上次开庭中，从各种细节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“自由心证”，对许乐冬一家的印象，远好于姜喆一家，却仍很注意地，不会表露出来。
敲过法槌，法官语气肃然道：“上次的流程里，原告起诉状和被告答辩状，都念过了，没有新的诉请的话，不要重复。我们直接进入法庭调查阶段。被告为中某证券公司的首席风控官，提供给法院的公司收入证明、银行薪资入帐证明和个人所得税税单显示，被告的年收入，税后在170万左右。被告同时提供了两名子女的国际学校学费发票，长女每年学费30万人民币，次子每年学费25万人民币，总计55万人民币。原告自2013年迄今，没有与任何一家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，社会保险是自行缴纳状态。这是上次庭审时，双方都无争议的事实。鉴于原告更换过律师，原告现任代理人，你确认一下这些事实。”
贺鸣点头：“本代理人确认。”
书记员记下后，法官继续看向许乐冬与贺鸣：“原告方，本庭上次就讲过，抚养子女，需要情感基础和经济基础综合考量的。现在双方主要争的是次子的抚养权。该未成年人已经超过两周岁。好了，你们这边有什么新的事实与理由吗？”
贺鸣穿回来前，瑞贝卡博士对他的定位就是“律师”。
贺鸣在2077年那个时空接受的训练，包括吸纳海量的法规与判决书，以及新闻案例宣传。
法官的问题，在自我膨胀、志在必得的被告方姜喆听来，是点出原告一个全职妈妈没有经济实力，在姜喆的律师听来，是提醒原告，孩子超过两周岁，法院就没有一定要判给母亲抚养的裁量惯例了。
但在贺鸣听来，法官其实是给原告解题的新机会。
接受许乐冬正式委托后、进行了充分准备的贺鸣，不紧不慢道：“我们原告方，要向庭上提供五份新证据。”
姜喆的律师一听，立刻举手，经法官点头后，发言道：“证据应该在举证期限内就提交给被告这边的，现在都第二次开庭了，举证期限早过了。当庭提交，我们被告不认。”
法官仍是面无表情地问贺鸣：“原告对被告的疑义，陈述一下理由。”
贺鸣道：“因为这些证据，都是刚刚形成的、与本案系争事实有关的新证据，原告无法在此前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。根据民诉法，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，我们在程序上仍可提供这些新证据，只是效力和证明力要由法院最后认定。恳请庭上先组织原被告双方，对这五份新证据，进行质证。”
贺鸣说的，都是民事诉讼的实际操作，并不违反程序。
姜喆的律师，其实也心知肚明，只是必须强势一下，以表明自己没有白拿委托人的律师费。
此刻，见法官指令书记员把一叠证据拿给被告席，姜喆的律师也不再硬杠，核对原件与复印件无异后，留下复印件，对法官道：“那就质证吧。”
贺鸣举起第一份证据：“这是我当事人本月的银行流水，里面有一笔200万的现金入帐，汇款人是当事人的胞妹许梅雪。同时附有许梅雪手写的意愿书，表示自愿将父母为其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购买的商品房出售所得，赠予原告许乐冬，用于抚养外甥女姜子涵和外甥姜子涛。并且，这份意愿书经过了公证员的公证，公证书日期为三天前。昨天刚刚快递到上海。”
贺鸣很快又举起第二份证据：“这是我当事人的父母，他们现在就坐在旁听席，手写的意愿书，表示将搬到上海居住，协助原告抚养一女一儿。这份意愿书，还附有当事人搬离与被告共同居住的新华路物业后，租住新物业所在居委会的证明，证明我当事人的父母，正在办理相关居住证。”
法官道：“原告代理人出示这两份证据，要证明什么？”
“要向法院证明，原告一家人，对于抚养本诉讼中涉及的两位未成年人的决心和执行力，也正符合庭上刚才所说的感情基础和经济基础。”
贺鸣话音未落，被告席上的姜喆就开腔道：“帮帮忙噢，卖了乡下的房子也就凑出来200万，我一年的工资而已。”
姜喆律师赶紧制止他：“法官没允许，你不好随便说话的。”
法官拿起法槌，但没有敲，只意味深长地看向姜喆：“被告违反法庭纪律，本庭警告一次。下次再未经许可发言，我叫法警了。”
姜喆怂怂地嘟囔了一句什么，才没好气地斜瞥一眼自己的律师：“个么你怼回去呀。”
姜喆的律师心道：什么上市公司高管，素质真的一塌糊涂。
但表面上，这位律师仍展示了乙方的专业，及时发表质证意见：“庭上，本代理人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无疑义，但对其证明力不认同。原被告子女一年仅学费就超过五十万，两百万存款只能支付四年不到的学费，两个小孩届时都还在小学部和初中部。只有我当事人，才能依靠固定的高薪工作，为小孩提供学费支持。”